品读云中诗钞,领略大同人文的厚重与柔

大同地区大同春秋为北狄所居，战国时为赵地，秦属门郡，西汉置平城县，北周改太平县为云中县，唐天宝元年改云州为云中，元至元二年废入大同县。明、清为大同府，所四州七县，即朔州、应州、浑源州、蔚州。大同县、怀仁县，马邑县、山阴县、广灵县、灵丘县、广昌县，除蔚州、广昌今划归河北以外，大体为现在的山西原雁北地区和内蒙呼和浩特市及托克托以东与山西接壤的部分，古代所谓“紫塞”,正是北部的边陲，本来是很荒凉的，但这里的历史却并不寂寞。相传舜就专程到此望山川，并加封了北岳恒山，赵武灵王在这里推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政策，秦大将蒙恬在这里修过长城；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与匈奴打过仗；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城下饮过马；这里坐落着李陵台和昭君墓，留下了李白和朱熹的手迹，这里有数不少的佛道寺观、龙壁浮屠，有塞外独具的古迹名胜，山川风光，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兴趣，特别是文人们的热烈眷恋，于是上自帝王辅臣，下至地方官吏，诗仙文吏，寓贤学生，隐士和僧侣先后从这里走过，有感而发留下了他们的题咏，这样的作品向来是很多的，不过绝大部分自生自灭，永远地沉寂了。另一部分被史家们收集起来，编纂成册，得以保留至今，这便是云中古代诗的来由。大同地区云中古代诗主要保留在上述四州七县的志书“艺文志”里，总计约两三千首，其中明正德《大同府志》、清顺治《云中郡志》、清乾隆《大同府志》和清道光《大同县志》载诗共一千一百多首，其中近三百首重复，实际存诗八百四十多首，把各州县的部分诗，或者说比较上乘的作品都收编在内，是可以代表云中古诗的面貌的。云中诗最早起于西汉《乐府歌辞》有《平城歌》:“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彀弩”是写汉高祖刘邦白被围的情景，(见《乐府诗集》八十三),西晋程咸的“奕奕恒山，作镇冀方，伊赵建国，在岳之阳”《见恒山志·诗志》)也比较早，再就是南北朝，虞羲的《咏霍将军北伐》和王肃的《悲平城》。大同地区而真正形成规模的还是从唐代开始，约有二十多位唐代著名诗人留下作品，其中包括贞观天子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和陈子昂、李白、杜甫、李商隐等人的诗，这在《全唐诗》中都有记录，金元时期的诗比较多起来了，到了明清也就到了云中诗歌的鼎盛时期，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泛，虽然名人不多，但是好诗不少，从西汉到清朝末年，约十四朝代，二千多年，云中诗歌发展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了。云中诗歌以边塞诗，咏史诗，山水诗为主，其次为反映羁旅乡愁和饮宴酬唱的诗，还有描写佛道祀礼，忠贞节烈和闺情闺怨的诗等，这些诗歌都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形象地反映了云中大地雄放的自然风光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形式上律诗占很大比例，绝句和古诗次之，在文字上大都经过反复锤炼，苦心推敲，不少诗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堪称精品。大同首先是边塞诗，云中自古为北方边塞重镜，兵家必争，战事频繁，为边塞诗的成长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自唐朝边塞诗兴起，凡来到云中的作者大都写过这类材，警如唐李益的《受降城》(《全唐诗题为《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早已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不知撼动了多少人的心，特别是旅居边疆的外乡人。据《国史补》,《旧唐书》记载，这首诗问世不久，就被谱入管弦，天下传唱，可见此诗的艺术力量和李益边塞诗在当时的影响。唐张蠙《云逢山友》:“会面却生疑，居然似梦归，塞深行客少，家远故人稀，战马依山牧，惊禽曳箭飞。将军虽异礼，难便脱麻衣”把他乡遇故知，又惊又喜的心情表露出来，也把边塞诗独具的战地风光生动地刻画了出来。明于谦的《云中书所见》:“目极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坑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上将亲平西突厥，前军近斩左贤王。边城无事烽尘静，坐听鸣笳送夕阳。”写出了云中的气候和民俗民情，使我们了解到这位成边的英雄和诗人那鲜为人知的生活情景，原来他不光是一味地马上弯弓，也曾与战士们一起在炕头上烧鼠尝珍呢。这是一首充满泥土气的边塞诗。再如清岳宏誉的《灵丘杂咏八首》,其中“云中无牡丹，芍药种绝嘉。开时红烂漫，不减牡丹花。”“编氓多穴居，鸡栖反升屋。牛羊住上窑，人在下窑宿。”“小枣枝头结，酸酸亦可怜，儿童著意采，不忍道旁捐”仿佛黄土高原上的民俗画，晓畅明白，把灵丘县的人情风物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是边塞诗中的另一枝奇葩，是云中古诗中的乐府民歌。大同咏史诗在这里有很重要的地位，不仅这类作品数量多，而且所咏的范围也很广。这是因为云中自古就是多民族活动的广阔舞台，演出过许许多多悲壮凄楚感人的故事，为诗人们留下了丰富的素材，成就了不少好诗。如南朝虞羲的《将军北伐》,唐李白的《题明妃墓),温庭筠的《题苏武庙》胡曾的《李陵台》,宋司马光的《李牧》,明朝魏大本的《白登台怀古》,清朝任承恩的《咏史十首》,以及咏《长城)诗，对李牧、霍去病、苏武这些安边卫国的功臣给子了热烈的歌颂；对秦始皇修长城以保卫万世江山的梦想和汉高祖刘邦白登被围的窘境给于了嘲弄；对李陵这位失败的英雄给予了辩解；对王昭君出塞和亲既给于了赞许，又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这些都出自大家手笔，早已为世人注意了。明朝广灵王素庵写了一首为《魏陵烟雨》的咏史诗：“魏陵兀兀倚郊圻，草树蓊森过客稀。疏雨淡烟春色里，清风明月夜阑时。两朝事业三更梦，百代兴旺一局基。吊古漫劳回首处，不堪驻马读残碑。”这首诗通过皇族之口，对一千年前元魏女政治家冯太后的咏叹，发出了对封建政权的悲观和失望，对人生苦短的无可奈何，是咏史诗中很见性情的一首，尤其后四句，吊古伤怀，沉郁顿挫，读了今人产生深深的共鸣。大同山水诗占比例最大。其中除了多数突出边塞那种空旷苍凉的特征外，不少诗也表现了云中大地那钟灵毓秀的一面。这是因为，云中虽不比江南的山青水秀，草长莺飞，但这里也不乏奇崛和柔美。各州各县的所谓“八景”、“十景”、“十八景”都是各地的绝胜景观，而且又多附会了美丽的神话和传说，增加了江山的无穷魅力，往往激发起诗人的热情，留下了不少动人的诗。清代张开东的《恒山十八景》,极尽全力，把恒山诸景逐一描画，异彩纷呈，目不暇接，令人神往。《悬空寺》为恒山十八景之冠，诗云“峭壁如屏障，悬空不著根。峡回云卧榻，天迥月窥门。佛影浮苔色，钟声落水痕，山僧真自在，空外老祗园”把月光、佛影、钟声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悬空寺便缥漂渺渺真的悬在空中了，写出了人间这非常之景。其它如《步云路》、《翠雪亭》等也都各有精彩之笔，《元武井》、《琴棋台》、《通元峪》、《紫芝峪》、《石脂图》都各有传说，通过诗人的点染，恒山变成了灵山，变成了神山。明刘珮写的《朔州八景》之一的《美女台》:“兰闺春倦秀，徐步立芳洲。线捻为纶系，针敲作钓钩。带飘惊落鹭，珮响起眠鸥。剩有荒台在，令人忆旧游。”把美女的情韵和楚楚动人的衣饰以及那沉鱼落雁之美，闭月羞花之貌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了，这首诗虽属“八景”,但重在写人，是把传说写活了，写得更美了。再如清桂敬顺的《风山书院十二咏》,景色空灵幽静，清丽可人，都是景情兼具的好诗。此外，咏桑干河，金龙池，柳泉湾，抢风岭，千穗谷，长生屏，鼎榆，地椒，梧桐石，一品石等，是对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石的摩写，也无不清峻奇丽，惹人喜爱。这即是云中景物的迷人魅力激发了诗人的灵感而产生的好诗，反过来，这些好诗又使得这些景致(可惜有些景物如今已无法再见了)能够永远留在后人的记忆中，加深他们对这块热土的认识，从而由衷地爱它，这也正是这些山水诗存在的重要价值。大同闺怨诗数量较少，明人冯清的《代戍妇有作，用见边人忧劳之状六首》,最有代表性，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冥心问ト占从吉，亲手缄书报肯非。愿地平胡奇迹献，免劳千里寄征衣。”“征雁远归期有定，幽禽并语意谁知？度时如日真难遣，离梦才醒转自疑。”表现了戍妇对战事的厌恶和相思之苦，曲意达情，很有感染力，作者冯清为宣大总督，能体谅她们的优劳之状，为妇代言，是很难能可贵的。任承恩的《孔固书重修普恩寺碑歌》,以诗来评议书法家和书法碑文，细腻深刻，有独到的见地，是研究书法难得的资料，其他值得注意的作家还很多，象朱彝尊、魏象枢等作品亦颇不少，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家，自不待细说。如明清的李博光，郭登，年富，徐化溥，冯云骧，黎中辅等人都是云中大地最热情的歌者，他们的诗作也各有特色，我们都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大同当然了，云中诗歌中有的是士吏们应酬唱和的，多数限韵甚至限字，虽不乏佳句，但多数是带着镣铐跳舞，别扭得很；有的诗慕官求荣，俗不可耐：有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有的诗弥浸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迷信思想；还有的宣扬了腐朽的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这都是很正常的，在读这些诗的时候，注意起来就是了。总得来说，云中古代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条支流，虽小，却也熠熠生辉，让人回味无穷！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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