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射台,南巡碑,足以说明莎泉直道对于

那是公元一九八五年十月在大同市灵丘县城东南唐河流径的隘门峪约八华里处，发现了一处北魏前期的“南巡御射碑”遗址坐落在峪内西侧的台地中央处，发现一尊半露于土表层的大石龟。石龟质地为白色石灰岩，表面光滑并雕有粗扩简练的纹饰，其身躯保存完整，只有头端吻部稍有落。石龟直径有一米的地方，有两块残碑，从拓片上看，较清楚的字有三行：从右至左为：“兴安二年”、“安南将军”、“鲁阳候韩”等几段残句。

右边一块是碑额(碑头),面积约有一平方米左右，厚度和碑身相同，均为三十五厘米左右碑额平面外沿有粗细饰纹，上面字迹清晰，每个字有二十厘米大小，名字间以阳刻棋子格隔开，呈两行排列，字的刻法是阳刻，字体是鸟虫书体。内容为“某某皇帝南巡之颂”,遗址四周散落着不少古建筑瓦砾，有各种砖构件，也有不少制形较大的筒瓦，板瓦，滴水等较完整的瓦体长三十多厘米，滴水上有较精致的纹饰。

十五年后，笔者有缘见到此碑，并对此碑做过一些相对简单的札记，如下：从现有资料去考证这处魏碑遗址，在《魏书》第一卷里，对这处魏碑遗址有较详细的记载：北魏前期，即从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三八六年立国称帝，至孝文帝公元四九四年(太和十八年)南迁洛阳将近一百多年间，北魏各代皇帝屡次南下活动，其东部路线必经灵邱境内的隘门峪河道。

《魏书》记载即：“六年春正月申戊，大赦天下。二月辛卯，诏曰：灵邱郡土既脊，又诸州路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往年巡行，见其劳瘁，可复民租调十五年。”

秋七月(同年)发州郡五万人治灵邱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丐民租赋，贫贱不自存者，赐以粟帛。庚子，罢山泽之禁。”从以上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北魏前期的各代统治者，经常频繁地路径灵邱这个“诸州路冲”,去南下巡行征战。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故而对当地人民搅扰甚重。所以孝文帝对此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诸如：“减免租赋，解除山泽禁令之类的安抚措施”,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在《魏书》卷一，记载各代皇帝东路南下巡行的事例有十几次，如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的一条记载：“八月丁亥，遣使六辈使西域。帝校猎于河西。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

这里所记载的莎泉道在北魏时属灵邱郡管辖。继太武帝之后的文成帝拓跋浚在位时间虽较短，但其巡行征战也很频繁，如公元四五三年(兴安二年十一月)有这样的记载：“冬十有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观察风俗。十有二月，诛河间郑民为贼盗者，另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臣各有差。甲午，车驾还宫”。

这段记载与魏碑遗址上的“兴安二年”在年代上是吻合的。所谓行幸信都、中山。其路线即从都城平城大同出发，途径恒山河道而出山。北魏时的信都故城在今河北枣强县境内。中山地属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北魏时的隘门峪口要比现在狭窄得多。是“燕云扼要”的咽喉要道，所以，北魏朝廷对此地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视。

在魏书上对南巡“御射碑”也有明确的记载即：“公元四六一年(文成帝和平二年三月),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三月，刘骏遣使朝贡，御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八以上，一子不从役。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者。帝弯孤发丈，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

此外，在稍前的兴光元年十一月(公元四五四年),也有一次南巡途经灵邱的记载“冬十有一月，北锁将房杖击蠕蠕，虏其将豆浑与句等，获马千余匹。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有二月丙子，还幸灵丘，至温泉宫。庚辰，车驾还宫”。

由此可知，太行西南部的中山，信都，及太行山北部的灵丘等地，都是北魏朝廷南下的落脚点。综上所析，从北魏正史如此详细的史料记载上，对于这处魏碑遗址考证，实为文成皇帝南巡之颂碑。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三十三年的历史，它给魏碑字体的早期发展，源流及演变情况，提供了可靠依据。

另外北魏文成皇帝南巡之颂御射碑的碑文内容与《魏书》所记载来看，灵丘的隘门峪河道（莎泉直道），在北魏时期不仅仅是交通要道，而是一条战略通道，故而北魏皇帝们才频繁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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